近日，一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中青年博士、教授、研究员相聚北京，在世纪之末蓦然回首，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时期以来，我们对几千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进展，但同历史提供的契机与条件相比，还没有达到应有高度，缺乏重大突破。在文学研究走向21世纪之时，这些勇于反思的学者们认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应更多地关注与利用出土文献，加强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使中国文学研究踏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
北京广播学院姚小鸥博士说：本世纪以来，大量的出土文献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野，但文学史界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越条件深入研究，使本应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未能实现，落在了历史学界后面。例如，诗、词、赋、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出土文献为它们的产生和流变提供了新的证据，可惜的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相当一段时间对此重视不够。
中国剧协研究员廖奔博士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正是因为有一批学者功底扎实，学风纯正又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新方法、新观念。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前代学术大师的优良学术传统未能很好承传，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与关注非常不够，直接影响了文学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博士说，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引进，方法论一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现在冷静下来思考，方法论热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大，何以如此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强调了方法而忽略了对于文献的基本把握。必须指出的是，文献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出土文献已经成为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新的思路。
出土文献研究难度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乃斌说，理论与文献是文学研究的两条腿，而文献研究是基础，应当走在前面。现在各种出土文献虽多，但要变成文学研究中可用的新材料，关键问题还是我们应该把它真正弄懂，弄清楚。会议发起人之一姚小鸥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王国维语）”“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寅恪语）”可见“新发见”与“新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作用。我们之所以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专题研讨，目的只有一个：为在新世纪实现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我们必须将出土文献的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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